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通州海门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常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宣统元年（1909年），被公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宣统二年（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长，江苏两淮盐总理。民国元年（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民国4年（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张謇愤然辞职。民国7年（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民国8年（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民国11年（1922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张謇的事业全面崩盘，大生纱厂走向衰落。 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张謇主张 “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主要成就

实业

　　甲午战争后，张謇弃政从商，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其“实业救国”包含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张謇认为经济才是根本。

　　第二，张謇是一位坚决的重工主义者。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第三，张謇鼓吹“棉铁主义”，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棉铁主义”的产业政策是既可以解决对外贸易逆差问题，又切合时宜的工业化路线。西方第一次工业化是从轻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主）开始的；后来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张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照抄照搬洋人的办法，而是实行符合国情及19世纪末世界潮流的轻重工业并举的“棉铁政策”。

　　第四，张謇善于利用多年从政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力争官方支持，发展民间资本。例如，张謇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对于他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元年（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但是，他跟洋务派的官僚截然不同，他一贯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并且以他为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

　　当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他并未忽视发展商业。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他主张政府应建立保护奖励机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将培养人才、开办学堂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是强国之本。为振兴实业而培养人才，为培育人才而兴办学校、办师范，为办学校而兴纺厂，张謇顺着这个思路，走上了状元办厂兴学的道路。

　　张謇“振兴实业”是为了对抗设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他兴办实业，也是为了“养民”。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经济控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张謇在大生纱厂赚得丰厚利润之后，踌躇满志，从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为基地，以棉纺业为中心，又兴办了一系列辅助企业，共34个，总投资900多万元。张謇的实业，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国的面粉、玻璃等产业从此开始起步。为了“养民”，在苏北沿海各县，张謇还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资本估计达到1600多万元，围地413万多亩，已垦地98万亩，年产棉11.6万余担。工农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资产总额大约3300多万元。大生系在全盛的时候，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氏也是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

　　另外，晚年的张謇由主张依靠本国资金兴办实业，反对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或中外合资设厂，转变为主张对外实行“开放主义”。张謇作为立宪派首领，辛亥革命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但是，他对在这个革命政权下发展实业，毫无兴趣和信心。袁世凯窃权后，他出任袁世凯政权的农商总长，他认为这是自己“振兴实业”的抱负可以顺利实现的时机了，急忙草拟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想趁机“大展鸿图”。但袁并不予支持，张謇便转而向帝国主义伸手求援，提出了“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来“利用外资”的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主张实行全面的“开放主义”，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集团共同出资，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张謇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还是力图争取比较合理的条件的。 [3]

政治

君主立宪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并为立宪开展了大量活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国联军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张謇向朝廷递交了他一生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变法平议》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条改革方略，其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又推荐了日本议会的运作。《变法平议》是中国已经在进行地方自治实践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纲领、详明地公然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不啻是一声春雷，震撼大地。其对国家宪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议会制度的鼓吹，就南通而言，标志着正在实践地方自治的南通已发展到了寻求法制政体上的保障的新阶段。这是南通和张謇对中国的区域（含城市）近现代化演进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贡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预备立宪工会在宣统三年（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宣统元年（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商法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

　　宣统元年（1909年）9月，张謇筹办成立了江苏咨议局，此后，各地咨议局陆续成立。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咨议局力争立法权力，于宣统二年（1910年）连续三次在京发起以设立责任内阁和早开国会为号召的请愿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内阁”名单和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哗然，抗议浪潮高涨。张謇赴京直谏摄政王载沣，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建议：与美国开展国民外交、治理淮水、保护农工商业、加强咨议局作用等。

转向共和

　　辛亥革命后，张謇迅速地转向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宣统三年（1911年）11月6日，他致电奉命进攻武昌的袁世凯，劝他尊重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现实，赶紧前往北京，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

　　民国元年（1912年）1月6日，张謇与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在南京会晤。1月10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解释设立临时政府是为了稳定南方形势而不得已为之。他还暗示让段祺瑞等向清廷请愿逼宫。这一建议，正合袁的心意，他的确也是这样行动的。  同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

地方自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张謇和汤寿潜等东南精英人物，推动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实现“东南互保”。

　　民国9年（1920年），张謇发起组织“苏社”，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 [3]

教育

创办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巡道、盐道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作为筹建经费。六月，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专设师范教育机关的开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并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海事大学前身）。民国元年（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改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同年还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民国6年（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民国9年（1920年），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张謇是主要创建人之一。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书法教育

　　张謇对书法教育特别重视和用心，在其所创办的很多学校中都开设书法课，依据学校的等级、层次、专业不同，对学生习书提出不同的要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成立通州师范学校后，非常重视师范生的书法教育。在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他把国文作为师范生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中规定，四学年中每年都开设国文课，第一学年每周6课时，后三学年每周3课时，所占学时比例较大。而“习真、行、草三种书法”作为国文一科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每学年都开课学习，并在第三、四学年增加学习“教授习字之顺序方法”，不但要求学生学习掌握真、行、草三种书体，而且还要求学生掌握书法教学的技巧方法。张謇逝世前数月还在《为师范甘肃毕业学生演说》中，从执笔、用笔、结体乃至书法与修养的关系等方面为师范生做了详细的讲解，将其对书法的体悟理解教给学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謇为了给社会培养秘书人才创办了国文专修科，附设在通州中学。学生学习两年毕业后分配到省、道局实习。在《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中他将“奏议、笺牍、记叙、真行草书、历史、地理、掌故为必修科”，把真、行、草三体书法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学习。同年，张謇为了推行女子职业教育，在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课程设置以刺绣为主，同时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也开设了书法课程，并聘请专业老师进行授课，如陈衡恪等都曾为女工传习所学员授过课。而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在通用课程中也设有书法课，张謇还亲自“批阅学生的书法习作，并对书法成绩优异者给以具体指点”。可见其对书法教育的重视。

　　张謇在初等教育中也非常强调书法教育。在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呈学部文》中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提出了较多反对意见，如学制年限和课程设置等，其中对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偏少表示很大不满。他认为在初等教育中读经时间过长，而对中国文字学习时间过少，建议在初等教育中增加学习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

　　张謇在对学生的书法教育中，并不仅将书法作为一门技艺来看待，而是注重书法与人品、修养之间的关系，以书法促进人品、修养的提高。其次他强调修养学识对书法的影响。

　　在张謇对书法教育的推动促进下，如王个簃、丁吉甫、陈曙亭等一批书法篆刻人才脱颖而出。

书法

　　张謇在书法上刻苦用功，至老而不衰。他早年因为一心功名，通过院体、阁帖而进入书法门径，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也奠定了他书法的欧、褚笔意和法度。而他金榜题名而成为状元之后，先是步其恩师翁同龢浑厚凝重的书风，而后师法黄庭坚，临终前一两年还在临帖怀素，潜心苦研。

　　张謇书法是欧、褚、颜的底子，据他自己临书之记载，年轻时临褚遂良的《枯树赋》《圣教序》 和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争座位帖》。四十一岁临 《瘗鹤铭》，四十五岁临《曹娥碑》，张謇中年以后，特别爱重黄庭坚。晚年还在临怀素、孙过庭。从张謇一生书风的演变情况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22-40岁）书风追求平稳，端庄正直，笔兼欧、褚，且带有柳意，代表作有《四时读书乐》等；中期（41-65岁）刻意求变，深得山谷之神韵，结体潇洒矫健，笔意坚韧劲拔，代表作有《墨竹赋》等；后期（65-72岁）融会诸家而用笔自出匠心，厚朴沉着，书卷味浓郁，形成了“张书”之气象，代表作有《东奥山庄记》《望稼楼联》等。

　　书法理论家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一书中把张謇列为“以行书闻名”的重要书法家，他在研究了张謇的信札之后这样说：“张氏精擅书法，学颜而掺以欧阳率更。立意沉醉，外柔内刚；字体馨远，举止安和。有隋唐楷行嬗变的风采。”孙询认为张謇“晚年随意所书，奇逸劲爽，自由营造。”

文化

创办翰墨林印书局

　　张謇于1903年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是一家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印刷出版机构，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印书局对书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翰墨林印书局兼营书画交易与装裱等，促进了当地书画界的交流；同时张謇利用印书局编印了很多习字帖供学生临摹学习，并将他自己写的部分字帖印刷发行，如《狼山观音岩造像记》《千龄观记》《顾生母墓志》等，扩大了书法的传播范围与途径，为南通文人学子学习书法、书法交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为地方书法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另一方面，张謇强烈的文化意识及改良社会的使命感，使他始终以极高的要求和规范来促进翰墨林的发展，对高端艺术人才的使用也极为重视。在张謇邀请至翰墨林工作的人才中，如诸宗元、李苦李、金泽荣等人在书法篆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这些文人的加入，使翰墨林成为文人雅士书画交流的场所和平台。

　　由此可见，张謇创办翰墨林印书局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近代出版业上，在促进近代书法的交流与传承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创建南通博物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苑，开启中国文博事业之先河。张謇建博物苑的目的，一方面是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将博物苑作为学校教育的扩展延伸，使之变成传播科学、普及知识的场所；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金石书画等的集中保护和交流。为了扩充馆藏量，张謇在社会上广泛征集文物，多次发布启事。1908年发布《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1915年又发布《为博物苑征求本省金石拓本》。可见在馆藏文物的征集中，张謇非常注重对书法真迹、碑帖拓本的收集整理。为了做好典范作用，张謇将自己的收藏悉数捐到博物苑，据1914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中，书画类登录101件，其中张謇本人捐赠的就有71件。在给其子张孝若的信中曾叮嘱其将三希堂帖等转交博物苑。在博物苑藏品鉴定考订的过程中，张謇邀请了在通的书家学者如陈师曾、诸宗元、宣子野、尤金镛和金泽荣等参加工作。

　　南通博物苑的创立，收集保护了众多的书画珍品，同时也使得以前的私藏能够面向公众开放，使普通民众得以目睹为数甚多的书法碑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民众的书法修养，促进了南通整体书法水准的提高。

成立中国图书有限公司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席子佩发起，计划仿照企业制度建立一个联合公司保全旧书业的利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席子佩离开另组图书公司。此时实权转入曾少卿等人手中，延请张謇（时兼任江苏教育会长）任董事长，张謇与马相伯就是在此时成立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巩护我国教育权、驱策文明之进步、杜绝外人之觊觎、消弭后来之祸患”为宗旨。可以看出，张謇并没有完全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思维来考虑发展，而是兼顾了社会责任和文化信仰。

新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月，张謇创办了南通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星报》。《星报》主要就是反映立宪运动和地方自治的情况，在表达南通新派封建士绅观点的同时宣泄新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不满和官场陈腐的愤恨。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时局剧变，《星报》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终刊。但以《星报》为开端，张氏家族相继创办了《通报》（1912年）、《新通报》（1914年）、《南通新报》（1918年）、《南通报》（1919年），开一代报业的先河。

　　除了《星报》，作为南通的第一份对开大报，创刊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通海新报》的报头“通海新报”四字楷书竖排也为张謇所题。作为近代地方性民营报业的缩影，这些张謇创办、支持的报刊起到了启迪民智、维护民权和锻造国家意识的重要作用。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张謇为最大股东，连同史量才、赵凤昌、应德闳、陈景韩四人以12万元银价，从席子佩手中购得了《申报》的产权。史量才任经理，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不仅如此，在经营理念方面史量才也受到了包括张謇在内的民族资本家们实业救国的深刻影响。张謇的提携使得史量才迅速进入了实业资本家的圈子，通过加入立宪派兴办实业，参与政事的活动，史量才彻底成为了一个具有市场头脑的经营人才。由于张謇、史量才这批股东超前的发展眼光和敏捷的商业思维，《申报》在短期内飞速发展。1912年《申报》仅仅发行7000份，到1917年一下飙升至2万份，1925年就突破了10万份， 1932年达到了空前的15万份。[5]

治水

　　张謇是近代中国以科学方法规划治水的先驱。 1911年，他便自费组建了30多人的测绘队，开始测绘淮河水系。他先后担任过导淮督办、全国水利总裁（水利部长），留下了大量的以导淮为主的设想、规划、方案等文字，以及测绘图纸等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