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战国时期中原(洛阳)人，名丹，字圭。有"商祖"之誉。在魏惠王属下为大臣，善于修筑堤坝，兴修水利。《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

　　他主张减轻田税，征收产物的二十分之一。提出贸易致富的理论。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经商。谷物成熟时，进收粮食;蚕茧出产时收进絮帛，出售粮食。白圭并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认为农业的一个周期为12年。他亦认为经商要按时机，就像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一说，水利专家白圭和贸易致富的白圭是两人。

人物介绍

　　白圭，名丹，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白圭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秦，也是一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汉书》称他是经营贸易发展工商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必须通过社会交换互通有无，工商业的出现势在必然。古都洛阳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这里就设有"泉府"作为金融管理机构，"空首布"作为货币广泛流通，表明商 业的发展相当繁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周室国力衰微，但洛邑的商业贸易繁荣，人员往来频繁。《史记•货殖列传》载:"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又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张仪列传》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苏秦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充分说明，当时的洛邑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还是全国性商贸中心。不少外地商人不远千里来洛阳经商，这里因此居住着大量的外地人口。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商"，此时有名的富商巨贾弦高、白圭、吕不韦都曾往来、活动于洛阳。

　　经商如孙吴用兵，审时度势;如商鞅变法，顺应时机。白圭对经商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靠贱买贵卖获取利润。他在谷类成熟的时候收购粮食，出售丝织品、漆类;在蚕茧收获的季节，收购帛絮，出售粮食，并提出了著名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白圭还认为真正的商人，不应惟利是图，应当有"智、勇、仁、强"四种秉性，具备姜尚、伊尹等人的智慧、计谋，方可成就大业。这一经营准则，直到今天仍为商界广为运用和提倡。

　　除白圭外，周代还出现了一批十分有成就、有影响的商人。郑国弦高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商人，弦高深知国家的安危对自己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国家的存亡非常关注。他赴洛邑经商，途经滑国、犒劳秦师、智退秦军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爱国商人的典型代表。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前463年---前365年)， 名丹，战国战国商人白圭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通过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若当年丰收，来年大旱，就大量收购粮食，囤积货物。想让粮价增长，就专买下等谷物;想让成色提高，就专买上等谷物。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白圭虽为富商，但生活俭朴，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他的奴仆们同甘共苦。

　　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早年为官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先后在各国确立。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人民的消费购买能力也迅速增长。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一切因素的推动下，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越，工商界的天下，已经被新兴于春秋末年的自由商人占领了，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而被后世尊为百代商人之祖的白圭，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据说曾经在魏惠王初期担任魏国的相。那时，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白圭施展了他杰出的治水才能，解除了大梁的水患。白圭自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超，他说，千里长的大堤，常常因为小小的蚂蚁窝而导致崩溃，于是，他治水的时候，派人沿着大堤检查，堵塞了所有的蚂蚁窝，于是，大堤固若金汤，水患也消除了。后来，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白圭看到这一情形，就毅然离开了魏国，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是白圭却都婉言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白圭回答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已经到了尽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了尽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了尽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奋发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的。"

　　离开齐国之后，白圭曾经到过西方的强国秦国，当时正值商鞅变法之时，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对，于是没有在秦国做官。白圭经过一番游历之后，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得更是透彻，也对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厌恶，于是他放弃从政，转而走上经商之路。

弃政从商

　　战国商人白圭白圭的出生地洛阳自古商业就很发达，洛阳人善为商贾，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追逐利润是洛阳人的传统。出生于此的白圭有极高的商业天分，很快成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战国时期，商业迅速发展，商人的队伍非常庞大，因此也鱼龙混杂，有的公平买卖，正当经营;可是也有很多商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很多大商人还兼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于是，当时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而白圭正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经说，经营珠玉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敏感的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策略。白圭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的做法是在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漆器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而且白圭所说的"与"，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战国商人白圭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还很注重扶植农民的生产，以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商品来源。他曾经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既为自己获取了利润，又帮助农民增加了产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货源。白圭把自己的商业经营建立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通过商业来促进农业生产，通过农业生产的发展来推进商业经营。这种经营理念是前所未有的，这比商鞅变法时重农抑商的政策无疑高明了很多。战国时期的商业，尤其是以权贵富豪为对象的珠宝经营利润极高。但是白圭选择的"下谷"等生活必需品的经营，面对的却是广大比较清贫的平民百姓，因此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农副产品的经营受农业收成的制约很大，因此，把握时机，尤其是掌握年景丰歉变化的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