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天，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长、中国茶叶公司协理的吴觉农先生，从重庆启程，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抗战前线的衢州。

　　这位日后被誉为中国“当代茶圣”的茶叶泰斗，之所以要冒险踏上这段旅程，源于心中追寻的“茶叶救国”之理想与信念。

　　抗战爆发后，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急需大量出口茶叶、桐油等物资换取应急外汇，支撑艰苦卓绝的抗战大业。

　　华东地区是中国传统的茶叶主产区。然而，上海、南京沦陷后，茶叶购销停顿，茶农求售无门，茶园荒芜……吴觉农非常痛心。

　　一番调查和论证过后，吴觉农决心在衢州城郊的航埠镇万川村建立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其工作“不仅是担负起1941年的茶叶收购任务，而且要成为中国茶叶研究的中心”。

　　是年10月，经财政部贸委会批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升格为中国茶叶研究所，吴觉农任所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

　　未曾想好景不长。1942年夏，日军发动浙赣作战，衢州岌岌可危。纷飞的战火硝烟中，中国茶叶研究所如同漂泊的一叶孤舟，被迫南迁福建武夷山区。

　　虽然时光短暂，但衢州万川毕竟在中国茶叶史中，留下了吉光片羽的温存。

　　今日重新寻访这段行将湮灭的万川茶事，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视角回望衢州抗战。

　　“万川是最理想的地方。你们在那里，是‘八仙过海’，可以各显其能的。”

　　“因为人生是战斗的，未经挫折过，磨练过，便不是有价值的人生，在这国家多难茶业困踬之秋，正是吾人锻炼之时……”

　　——吴觉农•1942年1月《万川通讯》（合订本）序言

　　“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浙江上虞人吴觉农20多岁时，就曾写下《中国茶业改革方准》，立志为中华茶业奋斗一生。

　　中国是茶之故乡，拥有源远流长的茶历史，但自晚清以降，中国茶的荣耀时代一去不复返。

　　1935年，从国外考察归来的吴觉农，感到中国茶业已然到了危急关头。这一年，他出版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

　　对于如何复兴中国茶业，吴觉农开出了“药方”：一是采取分区的经营方式，实行统制，发展运销；二是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提高品质。

　　吴觉农认为，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逐渐衰落，一半原因是国外产茶国的竞争，而另一半原因则是“国内农民没有组织，任由中间商人及洋行剥削，未能利用科学方法改善茶质以迎合国外嗜好者”。

　　为此，他倡导在茶区举办茶农生产运销合作社，成立中国茶叶公司，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和中间盘剥。

　　抗战爆发后，当局终于意识到茶叶的巨大外汇效应。1938年6月，国民政府宣布在全国推行茶的统购和统销。

　　作为国府贸易委员会专员，吴觉农兼任香港富华贸易公司协理，具体筹办茶叶对外出口贸易，积极推行战时茶叶的统购统销。

　　改革成效颇为显著。1938年和1939年，我国茶叶出口额、出口价格都比往年要高，茶叶出口创汇，在全国所有出口农产品中首屈一指。

　　小小的茶叶，以其换取的外汇，赋予了抗战极大的支撑力量。

　　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出口海岸日渐封闭，茶叶销路阻滞，茶树老死，茶园荒芜……

　　吴觉农痛心疾首之余，也在思考茶业的未来，他乐观地认为，等到抗战胜利时，中国茶业也将百废待兴，“所以我们茶人要把眼光看得远一些，要在这时候就开始作准备，当务之急就是茶树的更新。”

　　事实上，抗战时期，多数茶区已受到影响或遭受破坏。为了扩充茶园，改进茶技，增加生产，赢得更多外汇，1941年春天，吴觉农带领中国茶叶公司的大批研究人员，从重庆启程前往衢州万川村，建立东南茶叶改良总场，为成立茶叶研究所作筹备。

　　吴觉农的孙女吴宁曾回忆，离开重庆前，有人曾问起，衢州的万川是不是有很多茶园？“爷爷说，‘茶园是没有的，但那里的橘子是中国最有名的。’”

　　当时，吴觉农在一张浙江地图上指出万川的位置，对大家说，万川在四省交界点上，它连接着浙闽赣皖的一座座茶场、精制茶厂和茶叶收购站，“‘四省通衢’自古有说，万川还有衢江作运输，是最理想的地方。你们在那里，是‘八仙过海’，可以各显其能的……”

　　1941年2月初，一个阴雨连绵的清晨，三辆中国茶叶公司的木炭卡车载着研究人员和仪器设备，离开了雾色茫茫的重庆，沿着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崎岖陡峭的山路，向东驶向遥远的衢州。

　　这一路上，虽然没有日寇铁蹄的践踏，但穿行在临渊而建的简易公路和木桥上，也着实让人有九死一生之感。

　　面对险境，茶人们丝毫没有退却。他们深知，此行的意义不亚于到前线去浴血奋战。

　　就像吴觉农东征前的动员讲话中所说：“抗战已踏入第四个年头，敌人正准备着空前的进攻，让我们更加紧工作，积极努力来迎接敌人的进攻，来奠定新茶业的基础罢。”

　　“为了抗战，是觉农叫他去的。”                  

　　“茶业工作者，既然献身茶业，就应该以身许茶，视茶业为第二生命。在对待茶业困难问题上，要像抗敌战士一样英勇，一样坚强。”

　　——《吴觉农选集•茶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

　　1941年春天，对于吴觉农和他的团队而言，正是踌躇满志、大展未来的时节。然而此时的衢州，虽处于抗战后方，却并不太平。

　　几个月前，日军731部队首次在衢州市区空投细菌武器。鼠疫、霍乱、伤寒、炭疽、霍乱、结核等恶疫自此缠绕衢州长达8年之久，衢州地区“死亡累累，厥状甚惨”。

　　东南茶叶改良总场正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悲壮地开启了序幕。环绕万川村的常山港埠头前，不知经历了多少舟来人往，江水无言，见证着一群茶人肩负的使命与情怀。

　　时光流逝74年后，当《啸报》记者努力循着茶人们的足迹，重新走进万川村时，似乎已很难找到当年的印记，就连那热闹非凡的古埠头，也莫名消失了。

　　在万川村石雕师陈卸良的帮助下，记者寻访到了几位老人，钩沉出了一些记忆点滴。

　　85岁的陈振宝老人回忆，1941年时他只有10岁，长大了才知道有茶叶总场这回事。他表示，当年的万川村经常有国民党政府人员和军队驻扎，村里还建有军用汽车站和油库。

　　89岁的老人陈卸友记得，茶叶改良总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租用的是村里有名的“洋房屋”，房主是士绅陈牧，而实验室厂房则建在一座古寺，现已无存。

　　村民们说，陈牧曾是万川村最早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主持修建了衢常公路，当过浙江省参议员，抗战期间在衢州政界颇有影响力。

　　昔日独树一帜的西式“洋房屋”，如今仅剩下一小间偏房，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当地92岁的抗战老兵陈荣炳，年少时曾多次进过这座小楼，他记得这是一栋宽敞的平房，中间是大厅，周围有10多间小房间，地是三合土夯的，墙是空心黏土砖砌的。

　　陈荣炳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可能是场地不够的缘故，茶叶改良总场后来还租用了“洋房屋”对面陈牧哥哥的宅邸，也就是今天万川村老龄会所在地。

　　这是一幢典型的晚清徽派风格建筑，青砖门楼上，刻有砖雕的“世居至德”四个苍劲大字。房屋现在被分隔为三个部分，左边用作万川村卫生室，中间是老人活动室，右边为民宅。

　　午后的阳光疏影横斜，老人们聚在屋子里悠哉地打着麻将，他们或许早就忘却了那74年前的房中过客。

　　1941年春节刚过，吴觉农的上虞同乡叶作舟便告别新婚18天的妻子，冒着寒风和雨雪，匆匆赶往衢州，为东南茶叶改良总场物色选址，筹备装修和基建。

　　彼时的叶作舟，心情复杂而沉重。半年前，他的元配妻子金石声死于宁波细菌战的鼠疫病，与新婚妻子顾亚先相处不到蜜月，便远赴他乡，留下一双小儿女给妻子照顾，更没料到的是，夫妻这一分手竟是六年。

　　对于这段离别与思念，叶作舟的小女儿叶婺宾在《走向万川的叶作舟》中这样记叙：“我父亲叶作舟在蜜月中的离开，我母亲顾亚先有许多伤感，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她说父亲此去是‘为了抗战，是觉农叫他去的’。”

　　从选址到租房，从找木工到找木料，从做床板到定制办公桌，从装电灯到找厨子……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叶作舟终于完成了东南茶叶总场的基建任务，只待重庆的大队人马到来。

　　日记显示，叶作舟当时暂住在衢州城内，每天步行或搭便船到万川。

　　天地一叶，人生如舟。日复一日的行船，伴着那春寒料峭的江水，想来叶作舟或许早已在这沉浮间，感悟到了战争的悲欢与时代洪流的无情。

　　“我们相信，这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          

　　“奉献热情革命心，培养勇士育茶人。万川筹建改良场，茶科所前史最珍。”——庄晚芳•1995年12月

　　“万川是一座很有文化的村子。”走遍辖区那么多历史文化村落，柯城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余仁洪从不掩饰对万川村的推崇。

　　从远的说，万川陈氏繁衍至今已有870余年历史，相传元朝时，万川村人陈庆甫捐资5万银两修筑衢州城墙，被尊为“半城公”。

　　从近的说，这些年万川村走出了衢州原文联主席陈才、衢州博物馆副馆长陈昌华、浙江传媒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陈凌广等文化名人。

　　74年前，身处这座人文底蕴浓厚的古村，不知天南地北汇聚到此处的中国茶人们有何所思。

　　1941年3月，自万川正式成为东南茶业的心脏后，茶人们也开始了紧张与忙碌。

　　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茶界的泰斗，如朱刚夫、庄晚芳、钱梁、庄任、许裕析、陈观沧、方君强、余小宋和林熙修等。

　　万川村当地并不产茶，茶人需要下到周边的茶区，进行茶树栽培、茶叶生产、土壤肥料和农业化学等研究，还要指导茶区的茶叶收购和茶叶精制业务。

　　1941年的茶季，在万川周围的淳安、遂昌、开化等地，有十几家中茶公司和茶农联合建立的精制茶厂，最近的是开化华埠精制茶厂。

　　“华埠精制茶厂总厂长刘轸是福建人，小小的个子，眉宇间透着一股精明之气，他也是中茶公司从重庆派来的专员。最忙的时候，华埠总厂每天有十几个茶司同时收购茶叶。刘轸总是不断地提醒茶司要多为茶农着想，价格一定要公道。”

　　这段收茶的细节故事出自《万川通讯》。东南茶叶改良总场成立次月，便创办了三日刊性质的业务交流刊物《万川通讯》，其宗旨是：“宣传茶业国营政策，推进茶叶生产建设，反映茶业工作现状，报道茶界公正舆论，提倡科学生产技术，创导合理经营方式。”

　　徽州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毅考证，《万川通讯》反映的大多是浙、皖、赣、闽等地的茶叶生产、科研、包装以及制茶技术等，并刊载当时的茶叶政策、茶界动态及销售行情等。

　　时值抗战艰苦时期，《万川通讯》采用手刻蜡纸油印的方式出刊，印刷和发行量有限。1941年10月，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升格为财政部贸委会茶叶研究所后，特意重新编辑整理前50期《万川通讯》，出版了印刷版的合订本。

　　吴觉农在合订本序言中说：“太平洋大战的序幕，才告开始，未来的茶事，自应以新的姿态来适应新的变化，希望每个同志守住岗位，培植自己，充实自己，突破难关，奠定茶业复兴大道。以后本刊每个五十期，都能合刊，新的资料，新的发展，正有待诸同仁努力，并盼诸有道指正。”

　　遗憾的是，吴觉农先生的愿望未能实现。1942年4月22日，《万川通讯》出到第105期时，便匆匆“暂别”。

　　特殊的“暂别号”中，编者不舍地写道：“本所所址已决定移设于福建崇安，我们相信，这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衢州今后还是浙江甚至东南的茶政中心地，虽然本所已迁往崇安，但将来我们一定还可以在其他茶业机构出版的《万川通讯》上再见……”

　　新生的中国茶叶研究所为何突然泪别万川？这与震惊日本的“杜立特突袭”有关。

　　1942年4月18日，美军发动旨在报复珍珠港事件的杜立特行动，16架B-25轰炸机突袭了东京、神户、名古屋等地。完成任务后的杜立特轰炸中队原计划飞往中国衢州机场，最终降落失败，幸存的美军飞行员集结于衢州空军第13航空总站。

　　巧合的是，第13航空总站所在地汪村村就与万川村相邻。一曲二战英勇的传奇战歌，也让衢州成为日军复仇的靶心。

　　很快，日军发动浙赣作战。6月7日，衢州沦陷。

　　其时，茶叶研究所的茶人们正在武夷山区躲避日军。直到当年秋天，敌人退去，茶叶所的工作才告恢复。11月1日，茶叶研究所创办《武夷通讯》。编者说，这是为了承接过去东南改良总场编印的《万川通讯》。

　　抗战依然在继续，茶人们的事业也在延续。衢州的青山绿水间，尽管铭记了战争的无尽创伤，但也不能忘却，依然有吴觉农这样的抗战勇士，曾经在这里留下的奋斗足迹。

　　1989年11月，曾经在万川和武夷山与吴觉农并肩战斗的茶人——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教授庄晚芳写下《缅怀茶人——吴觉农先生》一诗，追思万川往事：“匆匆屏幕偈遗容，不胜悲伤难再逢。昔日万川言犹在，前程迈进振龙宗。”

　　鉴于万川在中国茶叶史上的重要地位，有识之士建议，衢州有关部门应当对这段历史善加保护、合理利用，这对纪念衢州抗战、振兴地方茶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